翟學偉著作《中國人的臉面觀:形式主義的心理動因與社會表徵》封面
江南貢院

  翟學偉在自己收藏的清代紅木太師椅前。他認為,太師椅作為中國古代唯一用官職命名的坐具,象徵權力、地位和尊嚴,有“面子”的意味。
中國人的臉面四分圖
  冰點特稿第923期
  面子問題
  南京大學一間教室里,某金融機構辦的“中高層幹部卓越領導力提升特訓班”正在上課。初夏午後,社會學教授翟學偉站在講臺前,臺下學員有的趴在桌上,有的低頭看手機。
  “我先提醒你們,我要講的內容,你們平時上課聽不到,但天天都得打交道。大家都知道,如果想在中國過得好,你必須會搞關係,而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中國人的關係。”只這一句話,所有人齊刷刷抬起頭。穿著白襯衣、戴淺色邊眼鏡的翟學偉,用摻雜著地方口音的普通話繼續慢條斯理地說:“我今天這堂課,主要講講關係里的面子問題。”
  專業地說,翟學偉進行的是“中國本土化社會科學研究”,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關係”——一個被他稱為“中國社會運作的核心概念”的術語——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人情、面子和權力運作。
  在這個領域,54歲的翟學偉已經研究了20多年。他寫論文探討“中國官僚作風背後的面子運作問題”,帶著博士生做“關係運作模式”的課題,還參加學術研討會,跟來自臺灣、香港乃至美國、日本的學者一起討論“中國人的面子問題”。作為南京大學教授,他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我國社會信用制度研究”的首席專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關係不是哪個社會科學家的重大發現,而是每一個中國人心知肚明的行事規則。在這片土地上,每個人都常識般地知道,很多事可以讓位給關係來運作。如何將這種現象理論性地建構與敘述,以便有效地解釋中國人和中國社會,至關重要。”翟學偉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不過,在中國,關係研究得好不好,不是由幾個相關領域的社會學家來判斷的,而該由每一個普通中國人來評說。”
  “從書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沒有關係,搞得學者對明擺著的事情說不清楚,說清楚的事情又很少與中國現象沾邊”
  在翟學偉的研究里,他訪問跟著親戚出門打工的農民工,研究想找老師說情修改成績的學生,就連陪家人住院做手術,都成了他收集素材的好機會。
  他把相關的人按社會學研究的方法編號,醫生、護士、病人形成關係網,連來看望病人的訪客都一一編碼成ABCDE,畫出關係圖,分析相互之間的人情關係,以推導出為什麼A要給B送紅包,C要來看望D。
  他甚至還在手術之後,對病人進行鄭重其事的訪談,以田野調查的方法向其提問:“你當時已經開過刀了,為什麼還想補送紅包?”
  在研究大量關係案例後,他得出的結論是:西方人的人際交換往往具有等值傾向,以清算、等價、不欠和公平為原則,具有理性的特點;中國人的人情交換與之相反,安土重遷和血緣關係導致了人際交往的長期性和連續性,因此算賬、清賬都是不通人情的表現。人情應該是算不清、欠不完的,這樣才能曠日持久地延續下去。所以,中國人的人情策略是在關係網絡中維持動態平衡,否則就要“丟了臉”,或者“沒給面子”。
  求學期間,翟學偉並不像現在這麼熱衷本土化研究。那時候,像許多人一樣,他熱衷使用西方社會學範式,讀西方社會學經典論述,“如果說話的時候不提到西方理論,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研究生”。
  臨近研究生畢業時,他偶然讀到了一份臺灣學者楊國樞的演講稿,印在類似超市導購小冊子的油墨紙上。那是上世紀80年代,這位社會學家提出了一個觀點:我們的研究對象雖然是中國社會與中國人,可是我們所採用的理論與方法卻幾乎全是西方的或是西方式的。這導致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是中國人;而在從事研究工作中,我們卻變成了西方人。
  “這樣一來,從書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沒有關係,搞得學者對明擺著的事情說不清楚,說清楚的事情又很少與中國現象沾邊。”翟學偉說,看完那篇演講稿,他就下定決心,找一個最本土的中國現象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最合適的主題,莫過於“關係”。
  那時候,臺灣學者黃光國已經就這一話題展開了研究,出版了一本叫做《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游戲》的書。但由於這本書是臺灣人寫的,標題里又有“權力游戲”這樣的字眼,翟學偉一直跑到出版社僅對內部人員開放的“港台禁書”書架才找到它。托了朋友的朋友的關係,他才買到了這本研究“中國人的關係”的書。
  有了本土化這個嶄新的研究視角,翟學偉發現,中國何止是“世事洞明皆學問”,簡直舉手投足間都是能拿來做社會學分析的案例。他站在馬路上聽人吵架,坐在公交車上聽人聊天,就連坐在書房看武俠小說,讀出來的都是面子問題——但凡江湖有危難,面子都會發揮重要作用。比如金庸筆下的大俠,總會敗給小混混說的一句“你殺了我如何在江湖上立足”,因為大俠們似乎都很顧忌面子。
  翟學偉的辦公室里塞滿了被他拿來做案例的書,從錢鐘書的《圍城》到官場小說《二號首長》,還有《醜陋的中國人》、《醜陋的韓國人》以及《中國人·韓國人·日本人》,每一本書都讓他讀出了“關係”。
  比如他讀項羽敗北臨江自刎,臨死之前留下傳世名言“無顏面對江東父老”,這句話啟發了這位研究面子的教授:原來項羽是因為覺得沒面子才自殺的,不成功就不能回家。
  在“領導力特訓班”的課堂上講到這些“讀書心得”,翟學偉半開玩笑地總結道:“所以啊,中國從古至今死了那麼多仁人志士,十有八九都是沒有搞好面子問題。”
  “人人都在爭先恐後地搞四個現代化建設,你這研究的是什麼東西?!”
  雖然一天到晚研究中國人的關係,可翟學偉卻評價自己是個“搞關係的失敗者”。在講臺上的他談笑風生,但走下講臺卻顯得沉默,不愛主動跟人熱絡。考研究生那會兒,家裡來了客人,想邀請他出去玩,他還滿心地不情願:“我不想玩,我想看書。”
  不過最後,他還是不得不跟著家人陪客人游玩,“這件事情充分說明,關係比個人意志更重要,我們長久地處在無選擇的關係裡面”。
  這種“關係研究”對他自己是個新鮮領域,對於他的學生更是稀罕。南京大學有個跟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合作辦學的中美中心,翟學偉在那裡授過5年課,教學生觀察中國人的關係。有次,一個美國學生問他:“中國人為什麼要搞捐款晚會,弄得跟春晚似的?”
  翟學偉納悶了:“沒有晚會,怎麼公佈哪個機構捐了多少錢啊?難道你們不搞嗎?”
  美國學生聽了更納悶了:“當然不啊!捐款不是自願的嗎,捐就捐了,幹嗎還要宣佈一下?”
  聽了美國學生的反駁,翟學偉發現,對中國人來說,面子最重要,“不搞晚會鬼知道你捐了錢啊,做了事還沒買到面子!”
  按照這個思路,翟學偉將中國人的面子問題分成四類,叫做“臉面四分圖”:
  第一類人,叫“有臉有面子”。這類人是中國古代最受推崇的“君子”,個人自身形象好,即“有臉”,在社會互動上也受到認可,即“有面子”。
  第二類人,叫“有臉沒面子”。這類人講骨氣,篤信好學,可是太正經,自己“有臉”,可別人不給他“面子”,“不會做人”。
  第三類人,叫“沒臉沒面子”。這類人大多處於社會底層,無所顧忌,既不給自己爭臉,也不在乎別人給不給面子,撒潑打滾無所不作,大抵可以稱為“小人”。
  第四類人,叫“沒臉有面子”。這類人不講究道德修養和社會規範,但是懂得面子的金貴,為人圓滑,見風使舵,儘管沒什麼突出的個人品格來“爭臉”,可是善奉承會巴結,在社會上頗有“面子”,即“偽君子”。
  翟學偉管這套理論叫做“中國人的臉面觀”。他認為,儒家希望把人塑造成第一類,可這更大程度上只能成為一種人格理想,在現實中,他們可能會變成第二類人,並強烈排斥第三、四類人。但是,在人情社會裡,沒人想做第一類人,因為“太難了”,也沒有人想做第二類人,因為“出力不討好太吃虧”。越來越多人會在行為上向第四類集中,以獲得更多社會資源。
  讓這位社會學教授擔憂的是,第四類人占主流的社會將出現令人堪憂的發展停滯,因為在那類人的世界里,只要打點好關係,你做不做事,人們不在乎,即便毫無建樹,大家也會“給面子”,一片贊許,沒人戳穿。可是,“這樣的社會怎麼進步呢?”
  翟學偉把他的這些研究寫成了論文。但這樣的研究最初卻並不能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剛開始給學術期刊投稿時,他的“面子問題”論文常常很快就被毫不留情面地退回來:“人人都在爭先恐後地搞四個現代化建設,你這研究的是什麼東西?!”
  “你在學校,你很年輕,你想說什麼都行。等你進了社會,工作了些日子,再來告訴我,今天的中國人講不講關係”
  翟學偉的研究遭到一些人反對,其中包括他的女兒。女兒是個90後,做事乾脆,不愛談關係,走大街上迷了路寧可查地圖,也不喜歡問人。有時候跟同學聚餐回家,她會得意地跟爸爸強調,現在的年輕人出去都不搞請客吃飯那一套了,我們今天聚會就是AA制。
  在網絡上,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年輕人,認為人情關係主要集中在二三線城市,而在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由於流動性大,外企多,大家都是背井離鄉來打拼,所以評價標準主要是能力,而非關係。在“知乎”網站的一則熱門答案里,有人甚至直接寫道:“上海是個神奇的城市,她不問你的出身、學歷,不鄙視你的家庭條件,她只看你是否努力,真的。”
  除此之外,探討的聲音也來自學界。翟學偉將論文投給臺灣學術期刊《本土心理學研究》,作為“靶子論文”供大家探討。來自臺灣的5位教授各抒己見,翟學偉也被邀請參與回應,進行學術爭鋒。
  學界的爭論之一,是翟學偉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學。比如,他的研究總是從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出發,要麼是送紅包啦,要麼是請客擺酒啦,都是對微妙的生活細節進行平鋪直敘的記錄,只是“現象描述”,而沒有更進一步,進行“哲學分析”,以及“方法論建設”。
  “翟教授的研究路線是實證主義的研究,著重於生活現象的描述。以大陸社會科學界目前的水平看,已經相當不錯,但是要進入國際學術社群,還有許多尚待努力的空間。”臺灣大學心理學教授黃光國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在他看來,如果一味停留在“現象描述”的層次,將無法解決“中國與西方”兩種研究傳統分裂的難題,唯有在“哲學反思”和“理論建設”上加大力度,才可能有所突破。
  對於這些五花八門的反問,翟學偉最常回應的是學術批評。“我常想,既然經濟學可以講寓言,社會學為什麼不能講故事?為什麼不能從故事中挖掘出社會機制運行的特征?”他甚至直接在論文里寫道,“如果有學者對我採取的研究方法持有異議,完全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來從事研究,用不著指責我的不是。”
  而對於像女兒一樣的年輕人對於當下社會的樂觀態度,他卻並不直接作出回應。他只是默默在他們所說的這個“只看你是否努力”的社會中繼續收集“關係研究”的素材——跨國公司為官員子女留出崗位,這是他們的“本土化策略”;而應聘者填寫的個人信息表裡還有一個空,需要填寫“是否有公司領導介紹,請寫下領導姓名和職位”……
  在翟學偉看來,“今天的中國,人情和關係要比任何一個年代更厲害”,因為在古代中國,還有不看人情的案例,比如人們會純粹基於地緣關係提供幫助,“因為我們是老鄉”,而現在,只有“對我有用的老鄉”才能得到幫助。
  “你在學校,你很年輕,你想說什麼都行。等你進了社會,工作了些日子,再來告訴我,今天的中國人講不講關係。”他說。
  在這個“人情超級大國”,制度管得住人情嗎?
  儘管翟學偉說自己的關係研究“不提供方法論”,但事實上,他還是在研究應對關係的對策。他最近正準備發表的一篇論文題目叫做《人情與制度:平衡還是制衡》,裡面的核心問題是:在中國這個“人情超級大國”,制度管得住人情嗎?
  “按照制度規定,博士生畢業需要達到一定的學術標準。可就算他真的沒達標,你能斃掉他的論文嗎?他畢不了業怎麼辦?找不到工作怎麼辦?畢不了業、找不到工作,哭了怎麼辦?”在博士生的討論課上,翟學偉跟圍坐在會議室的學生們嚴肅地討論著,“這時候,中國人就會把門關起來商量對策了——制度是制度,制度說得一點兒也沒錯,可是現在的當務之急是他哭了,這怎麼解決?”
  於是,他推論出“人情與制度”在社會運行中的基本法則:
  前提一:人情是每個人做事的最終依據。
  推論:沒有什麼事不能商量,對人的判定可視人情親密程度變通。
  前提二:制度對人情的約束是有針對性的,所以它的作用是局部的、具體的;而人情是整體的、全局的,人們總要顧全大局,照顧整體。
  推論:是非、真偽、誠實與否不是唯一重要的,合適、恰當、識相很重要。
  前提三:制度與人情不是矛盾體,而是一種融合。
  推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沒有統一不變的規則。感情用事或者一味堅持原則都是對平衡與和諧的破壞。任何固守制度辦事的人被看成是沒有人情味的人。
  ……
  在曆數了6條前提和由此得到的23條推論後,他得出結論:在中國,人情和制度的關係並非簡單的一方壓倒另一方,而是可以彼此相安無事的動態平衡。
  “原本傳統中國社會運行就有很明顯的情、理、法三位一體的傾向。人情是中國社會的底色,說中國社會因為走向法制化、制度化,所以不講人情了,那顯然不符合事實,是樂觀主義者的自娛自樂;說中國人因為講人情,所以恣意妄為、無法無天,那也不真實,因為中國曆史上一直在不懈地建立各式各樣的規章制度。”翟學偉說,“就真實層面來講,如何平衡人情和制度,對中國人是一場智力挑戰。人們每天忙忙碌碌都在力圖從中尋求一條出路,既不傷面子,又不毀制度,進入一種高超境界。”
  更有趣的是,翟學偉發現,在“人情超級大國”,人情可以實現“權力的再生產”——利用人情攀上權威就可能借助他們的力量,獲得權力的轉讓,成為“日常權威”,享有等同於“權威”的權力。
  他聽說過一個案例:有學生急著畢業發論文,托了一圈兒關係,找了主編找總編輯,可誰也沒能說服期刊編輯給他發稿,最後有人指點,去找那棟大樓里的一個後勤人員,果然立馬發了稿。“最有面子的人,未見得是社會地位最高的人。不管他多普通,大家都要給他面子,他的心理地位高,這就是日常權威。”翟學偉說。
  不過,當人情泛濫到制度無法抵制時,制衡人情的活動就會登場。講理性的人們會執行檢查、整頓活動,力圖讓人情和制度回到平衡點上。不過,翟學偉也發現,這種活動有時會呈現出“轟轟烈烈走過場”的特點,“轟轟烈烈”是對制度的期待,而“走過場”則是人情使然。
  “老師你說的太對了!在中國就得講關係!”和“老師你說的太對了!在中國老講關係怎麼行!”
  每到學期結束,翟學偉的課程都會收到學生寫來的“課堂反饋”。幫著批改作業的助教跑來找他,哭笑不得地報告:大家明明上的是同一堂課,感受卻五花八門,有的甚至完全相反,這要怎麼批改打分呢?
  比如,有的學生是這麼寫的:“老師你說的太對了!在中國就得講關係!前幾天我家管道壞了,我本想按流程找相關部門解決,結果拖拖拉拉好久都沒人來,還說通一次管道至少得要2000塊。我一生氣,直接找了認識的主管領導,結果不但立馬來修好了,還客氣地跟我寒暄了半天,臨走也沒要錢。所以想辦事,走程序是沒用的,還得靠關係!”
  但是,也有學生的體會是這樣的:“老師你說的太對了!在中國老講關係怎麼行!這個問題太嚴重了,現在處處看人情、看關係,這樣的不正之風盛行,怎麼能繼續推進社會建設呢?我們必須大力打擊這種講人情、走關係的社會弊病,根除這個社會毒瘤!”
  面對學生們截然相反的體會,翟學偉倒是很平靜。儘管在這堂研究“關係和麵子”的課上,有不少學生連他的名字都寫錯,一會兒“霍老師”,一會兒“瞿老師”,但他的評分標準很統一——60分到95分之間,最低至少及格,最高也不能太完美。他說,就算寫得很爛,也最少給個及格,“人情社會嘛,總得給學生留條後路,不能一棍子打死”。
  “上完我的課,你可以覺得關係特重要,事事走關係;也可以覺得關係很可惡,想辦法與其抗爭。這都是你自己的價值選擇。我的目標是,我只對中國人的人情關係作出客觀描述,不做價值判斷,不提供應對關係的方法論。”翟學偉說,“事實上,即便我不提供方法,中國人每天忙忙碌碌,每個人都知道該怎麼做。”
  他不知道的是,這一幕其實就發生在他身邊。在他沒進教室前,一個學生指著坐在窗邊的同學說:“你看看你,老師馬上就要來了,屋裡這麼悶,你連個窗戶都不開嗎?你們啊,都只聽上課的知識,可像我啊,就喜歡關註這些邊邊角角。”
  接著,該生得意地跟屋子裡的同學暢談起自己下周安排如何緊湊,要出差參加一場青年幹部論壇,“給領導講課去”。說著說著他突然停下來,環顧四周:“不要用那麼羡慕的眼光看著我嘛!別看我這樣,我也是能上大場面的!”
  “說到底,一切又都是個面子問題”
  在上世紀90年代初,翟學偉寫的論文連個發表的地方都找不著,但現在,他所研究的“中國人和中國社會”已經成為頗受歡迎的課題。從北京的EMBA培訓班到上海的高級媒體從業者訓練營,許多地方都邀請翟學偉去講課,談“中國人的面子問題”。
  儘管不再愁發論文,他卻有了別的苦惱。比如,他從女兒小時候就天天跟她嘮叨自己的研究,跟她大講“中國人情關係模式”,但女兒卻一直對“搞好人情關係”不感興趣。即將讀人類學博士的女兒喜歡看百科全書,勝過跟陌生人寒暄嘮嗑,她甚至想要通過研究影視劇來做田野調查,“這樣就不用跟人打交道了”。
  “這就是一個研究‘關係’的學者養女兒,和一個研究‘關係’的人養女兒的區別。”說起這個,翟學偉的女兒無奈地攤了攤手,“我只聽到了‘關係’是個什麼概念。”
  他還要愁學生。這位博士生導師發現,學生里真在安心研究“關係”這門學問的越來越少。相比於如何做好學術課題,他們每天心心念念的是另外一件事——如何儘快到學校規定的學術期刊上發表兩篇論文。
  出於好奇,翟學偉還把這個學術困境推導了一下:
  為什麼學生不能好好做學問呢?因為他們的當務之急是發論文,學校規定,只有發了論文才能畢業。
  為什麼他們發不了論文呢?因為許多社會學類的學術期刊規定,不刊發博士生的論文,所以寫得好不好還是其次,光是“博士生”這個身份就卡掉了發表機會。
  那麼,為什麼學術期刊不接受學生的論文呢?原來,學術期刊都有排名,如果刊登太多學生而非教授的論文,會拉低這份期刊的影響力排名,顯得不夠上檔次,沒面子。
  好吧,那為什麼學生一定要發論文呢?因為大學也有排行榜,衡量一個大學學術能力高低的量化因素可不就是核心期刊論文發表量麽?學生髮的論文多,學校的排名就靠前,家長報考院校的時候就會說,你看這學校排第一,上這個大學有面子。
  推理結束,答案再一次命中這位教授的研究核心——說到底,一切又都是個面子問題。
  可是身為“面子問題”研究專家,翟學偉卻對此無能為力。在和學生聚餐的時候,他默默坐在一旁,聽著學生們熱烈地討論哪些刊物的版面費貴,看著學生相互出主意,“其實可以跟編輯哭窮,讓他看在學生的份上,給個折扣價”……
  這種沉默在他的生活里時常出現:EMBA班的學生請他參加業界大佬的聚會,他去了坐一旁一言不發,默默觀察著觥籌交錯的生意人;多年不見的學生情侶突然說要請他吃飯,他到了現場才恍然大悟,這是人家的婚禮,他又只能默默坐著,因為忘了給人家包紅包。
  不過這些沉默的觀察,扭頭都會被他寫進自己的論文里,成為他的研究案例。“別人遇到沒面子的事情,過去就過去了。我遇到沒面子的事情,還得記錄下來,回來反覆想,留著做研究。”他說。
  其實即使不去刻意收集,想在中國研究面子,真是滿大街都是案例,每個人都是行家。聽完翟學偉的“面子課”,“卓越領導力提升特訓班”的學員們下一站是去夜游秦淮河。在那裡,人們紛紛買票參觀江南貢院,其中一大原因是門匾上用燙金字寫著“中國古代官員的搖籃”。
  人們湊在“清代各省奪魁人數表”前嘰嘰喳喳。在這份各省狀元排行榜上,江蘇出了49個,比第二名浙江多兩倍,是第三名的5倍。一個游客指著成倍數遞減的數字,問同伴:“怎麼江蘇的狀元比其他省多那麼多啊?”
  “出了這麼多狀元都當官了,這以後批卷子的人還不得給他們的老鄉一點面子嗎?”同伴毫不遲疑地答道。
(編輯:SN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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